1知识企业家

安·兰德在《阿特拉斯耸耸肩》里描绘了思想家罢工世界会怎样的图景：社会陷入停滞，而后分崩离析。重要原因就是缺少了那些懂得在自由市场里创造价值的企业家。而其中重要的一类就是“知识企业家”，他们是捍卫和促进自由的重要力量。

哈耶克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里写过“我们需要知识领导者来抵御权力和影响力的魅惑”。那么什么是知识企业家或者知识领导者？我在《驯服利维坦》中将思想库作为知识企业家创立的“企业”，以便在观念市场中占据份额，创造价值。化用奥地利学派关于企业家的看法，知识企业家的“创新能力”无非是说集中在思想市场上，在这个市场里进行创新，包括创造新的观念和思想，在既有思想市场上发现新的机会，并且能利用资源拓展思想市场。

在弗里德曼看来，知识企业家的作用是创造新的政策选项并使之成为可行的选项。“只有真切实在的危机才会带来真正的变革。当危机发生时，所采用的行动依靠众所周知的观念。我相信这就是我们的根本作用：为既存的政策开发新的选择，使得新的选择既可能也可行直到政治上的不可能变成必然。”(Milton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p.ix.)但如何才能让观念众所周知（lying around）? 思想库的努力在其中就不可或缺了，这是思想库存在的更为重要的理由。

2思想库

对于思想库的定义也是不一而足。从知识企业家这个概念出发，思想库可以被看成是生产观念的企业。尤其是作为组织来支持研究现实问题和公共政策，提出问题的对策或者为现有的公共政策提供更多的政策选择。

从长期来看，现实的公共政策都被不同的观念塑型了。典型的例子是智利改革仰仗那些芝加哥男孩们，以及撒切尔改革依赖亚当·斯密研究所（Adam Smith Institute）和经济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的智力支持。当然通过观念最终改变政策，需要很长的时间，尤其需要观念传播有效达到众所周知，为采用新的政策选择作好准备。这对于思想库的要求是要着眼于长期打算。

3三纲五常：思想库的三种类别和五个模式

思想库按照组织形式分，大致有三个类别。第一类是思想库的思想库，主要是培育其他的思想库，包括提供资金支持以及培训知识企业家和思想库运营的人才；第二类是观念工厂，通过研究、宣传和活动来影响政策制定；第三类是兼有上述两者功能的混合模式。（李华芳，《驯服利维坦》）

沙不思（Parth Shah）在《唤醒沉睡的大象》（Awakening a Slumbering Elephant）中指出了五种思想库的具体模式（Freedom Champions，111-115页）：

第一种是哈耶克（Hayek）-费歇尔（Fisher）模式，主要聚焦在观念商身上，包括教授学者、专家作者、以及记者等传播观念的人身上。这种模式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写作、以及传播观念。典型的例子包括加图（CATO）研究所和经济事务研究所（IEA）。

第二种是李德（Read）-哈珀（Harper）-洛克维尔（Rockwell）模式，主要聚焦在年轻学者和学生身上。这种模式主要意在将观念传递给下一代。奖学金、讨论会、发表论文等是这一模式的思想库经常采用的手段。李德的经济教育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哈珀的人道研习所（Institute for Humane Studies），以及洛克维尔的米塞斯研究所（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

第三种是费欧纳（Feulner）-白立克（Bolick）-麦罗（Mellor）模式，主要聚焦在通过政策论文或报告、立法分析、政策简报、以及记者招待会等游说公共政策和影响立法者。这种模式的代表包括费欧纳的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和白立克和麦罗的正义研究所（Institute for Justice）。

第四种是芝加哥-东欧模式，直接聚焦于影响一个国家的决策者。典型的例子是芝加哥男孩们在拉美的市场化改革，以及立陶宛自由市场研究所（Lithuanian Free Market Institute）对立陶宛改革的影响。

第五种是无产者（proletariat）模式，直接介入受到公共政策影响的人群，通常是无产者或低收入人群。例如小商小贩、出租车司机、性工作者、以及失业人群等。通过帮助这些人群自行组织，以及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使得他们的声音影响政策制定。南非自由市场基金会是这一模式的佼佼者。

当然在不同的国家里，思想库的具体组织模式可能会结合几种不同模式的特点，甚至在不同的阶段，也可能会采用不同的模式以适应当时的环境。

4衡量自由

用观念战胜观念，除了观念所具有的穿透力之外，其呈现形式也相当要紧。如何通过“有效”的方式来呈现观念？讲故事。

讲故事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个案，例如哈耶克影响费歇尔创立经济事务研究所最后影响撒切尔政府的政策，例如弗里德曼影响芝加哥男孩们影响拉美的改革。

第二种是靠数据说话。衡量什么是自由，用坚实的数据呈现它。加拿大的弗雷泽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是这种衡量派的杰出代表。与一般参与公共政策辩论时多用逻辑与理念有所不同，弗雷泽研究所使用统计数据来讲故事。事实上，如果在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政策辩论中，巧妙利用数据来说话，将会极大改变政策的取向。

第一个故事是“税收自由日”的故事。一个人交税给政府，取之与民，用之与民，这样说不生动，老百姓也搞不清楚自己交了多少税，没有一个直观的感受。但如果善用数据，并且改变讲故事的方式，情况就会完全不同。具体做法是将一个人一年要交的各项税收总额计算出来，而后计算出要达到这个总额你需要工作多少天。然后用这个数据开始讲述“一年里，你要为政府打工多少天”的故事，只有在你为政府工作满多少天后，你才开始真正为自己工作。例如日本税收改革组织就计算出2008年5月24日是日本人的“税收自由日”，这迅速引发了日本人对高税收政策的反对声。“税收自由日”的故事，改变了媒体和公众讨论的氛围。

第二个故事是“好学校差学校”的故事。试想如果你的孩子正面临上学择校，那么你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学校呢？有些人会举出公立学校的好，有些人则会说私立学校的妙。但弗雷泽研究所通过“学校评分卡”，将学校得分进行排序，再次扭转了政策辩论的方向。媒体和公众舆论的跟进，使得教师、学校和政府都承受压力，允许家长进一步自由择校的措施很快出台了。

第三个还在发生的故事是“我们恨排队”。主要是针对医院效率的衡量，弗雷泽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是“排队就医时间长短”为各个医院排序，可想而知，这很快将会对医院及相关的监管机构构成压力。

用数据为基础，再辅以巧妙的故事，使得公众舆论迅速卷入，除了给监管者施加压力外，也推动了公共政策辩论的水平。用观念战胜观念，不仅需要知识企业家，也需要组建和采用合适的观念企业-“思想库”-来生产观念，还需要适当的销售手段-讲故事-来营销观念和拓展市场。这是长期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知识企业家的努力。

Freedom champions: stories from the front lines in the war of ideas

作者: Atlas Network

出版年: 2011-2

页数: 277

装帧: Paperback

ISBN: 9780615427263